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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雀羚后人的错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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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雀羚后人的错位人生
聚评 【聚.评】顾炯为坐在沙发上。即便是在家里,他还是穿了灰色西装,打了红色领带。他声音洪亮,一再说不好意思,87岁了,“很多事情记不清了。”如果不是外人闯入,顾家已经半个世纪不再提及“百雀羚后人”的身份了。回忆起那些辉煌的往事,顾炯为就像回忆一个外人般冷静。

  

      一个民族品牌的诞生

  1903年,顾炯为父亲顾植民出生在上海嘉定县黄渡乡的一个普通农家。童年时,顾植民读过几年私塾,认得一些字。

  顾植民7岁那年,上海滩盛行“双妹”牌花露水。为了推广营销,广生行先发制人,进行了为期3天的减价酬宾活动,满城皆知。

  由广东南海青年冯福田在香港创建的广生行,除了“双妹”,还有明星产品雪花膏。顾植民出生那一年,冯福田在上海成立了广生行发行所。那时的上海远比香港繁华,工业热潮应运而生。

  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被迫割地赔款。为了支付赔款、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被迫放宽民间办厂限制。上海因为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引来无数创业者奋力掘金。

  1911至1918年,辛亥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迎来第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实业救国”、“民主共和”成为当时并存的两大思潮。在此驱动下,民族资产阶级倾向于投资新式工业,比如棉纺织业、面粉业、火柴、毛纺织、榨油、造纸、玻璃等。此等繁盛的景象吸引各行各业在上海风生水起。

  1917年,澳洲华侨马应彪在上海建成了第一家由中国人开办经营的现代化百货公司——上海先施百货公司。这一年,14岁的顾植民决定去十里洋场闯一闯。

  为了应付生活,文化程度不高的他不得不从烟纸店、小茶馆、工厂的学徒工开始做起。混迹6年,他并未因此有大改变。与同乡一名女子成婚育有一女后,顾植民慢慢变得善于与人打交道。他开始在米号、典当行、百货店当起了伙计和店员,也练得了流利的口才。

  顾炯为出生的1929年,顾植民已经同一位上海滩小姐——徐帧志结婚一年有余。徐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受过良好教育,会讲英文。顾炯为觉得母亲是父亲的贵人。这一年,顾植民应聘进先施百货当营业员。这段经历改变了他,也改变了顾家的命运。

  当时,国产化妆品品牌与国际化妆品品牌已经展开了激烈的商战。顾植民经常在《申报》上看到广生行与英国的夏士莲互打擂台。虽然以夏士莲为代表的洋化妆品在上海畅销一时,顾植民还是判断国产化妆品的机遇很快就会到来。在此之前,出于反对北洋政府对日“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国内已经掀起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运动。再加上一战期间,英国到中国的海运航路不安全,上海市面上的夏士莲一度断货。

  顾植民在老板马应彪的安排下,专门负责先施百货化妆品的销售和市场调研。他是个精明的商人,看到了这个市场丰厚的利润和广阔的市场。加上多年摸爬滚打,他对化妆品原料的进口渠道早已了然于胸。他不仅熟识了各种工艺,更是练就了一个“闻什么就是什么”的鼻子。

  当顾植民一心想要创办自己的化妆品品牌时,广生行已经在上海建了工厂(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他决定放弃中层职员的位置及丰厚待遇,于1931年独资成立了富贝康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原卢湾区崇德路91弄(培福里)33号,一幢石库门3层楼房,这是顾炯为对百雀羚最原始的记忆。这里不仅是厂房,也是他们的住所:

生产车间在一楼,4间房子约百来平米。

  顾植民自己研究了配方,原料大多采用进口香料。他重金挖来一名技术工,设置了两条生产线:一条香料搅拌混合,两三个人工;一条是成品包装,两三个人工。最初,他们只生产一些花露水、胭脂。慢慢地,又增加了香水、香粉。

  这些产品并未很快成气候。顾炯为后来得知了这个故事:顾植民遇到一个瞎子,请他算一算叫什么名字好。瞎子掐指一算,说:“百雀羚。”“百雀”是“百鸟朝凤”的意思,“羚”又与上海话“灵”谐音。百雀羚迅速打开了市场,甚至挺进了大西北。因为西北地区有一种鸟就叫“百雀”。

  销售出身的顾植民是个营销高手。他不仅在报纸、墙体上打广告,更是带着技术工直接走进电台直播间给全城百姓讲百雀羚的工艺特点。

  1937年,上海沦陷。

江浙沪一带的民族资本家开始将产业撤到重庆。留在上海的也举步维艰。因为“规模不大”,顾植民并未受到冲击。他更是提炼工艺,推出了一款以“百雀羚”为商标的“百雀羚冷霜”。

  这款冷霜的不同之处在于,“是纯油脂的。”顾炯为说因为保湿效果强,加上又特别“香”,圆圆扁扁的蓝色铁盒包装的百雀羚冷霜迅速走俏。顾植民大张旗鼓,将“有限公司”改成“无限公司”,又迁址扩大了生产规模。

  徐帧志除了跟外籍香料供应商打交道外,还专管百雀羚的财务、配方保密、原料称重以及卫生操作等工作。有一天,因为一个疏忽,穿着高跟鞋的徐帧志从二楼摔了下来,因此丧命。这对顾植民和百雀羚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不过,顾植民很快又娶了一位新太太——律师罗伟贞。她只年长顾炯为5岁。

  没想过接班的小开

  “我好怕。我好怕。” 她突然抓住我的手,喃喃地说。

  “你在怕什么?”我仔细打量她:面颊松弛、腰身微驼,一丝不苟地穿着灰色呢子长裙花色上衣,烫着优雅的满头卷发,涂着精致的红色指甲油。她81岁了。

  嫁给顾炯为时,18岁的她是中国制罐厂老板孙文豪的二女儿孙志芳。见惯了大世面的她怕极了公公顾植民,说他是大老虎,因为“太严格了”。她不敢去百雀羚帮手,反倒去外头做起了会计。

  因为母亲的意外去世,顾炯为不得不中止报考大学回到百雀羚。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物资极度匮乏,外货大量进入上海,化妆品品牌也多了起来:

妮维雅、雅霜、双妹、百雀羚、力士。永安公司楼下的化妆品玻璃柜里常常连样品都断货。百雀羚成了城中名媛贵妇的首选。民国第一美女胡蝶、天涯歌女周璇、名伶阮玲玉都是它的用户。百雀羚取代德国“妮维雅”,成为了国内化妆品第一品牌。

  随着百雀羚逐渐打开东南亚各国市场,顾植民成为上海滩颇具名望的民族资本家代表之一。他在法租界买了一套新式公寓。与培福里的石库门相比,“简直鸟枪换大炮”:蜡地钢窗、煤气设备、独立的卫生设备。当时上海普遍的生活习惯还是“生炉子、倒马桶”。

  顾植民意识到随着市场开放程度的加深,必须进行技术创新和人才创新。

  与父亲不同,顾炯为内敛、善感,喜欢自己钻研,“我这个人旁的没什么,就是好学。”他专门设计了一套自动化生产设备,将两条生产线合二为一,并且大量减少了人工环节。“我是念书人,觉得靠劳动力太土了。”

  顾植民凡事亲力亲为,既是老板又是工人。他有时甚至亲自跑到车间参与生产,一天的上班时间比工人还长。

  顾炯为觉得父亲辛苦,又看不惯父亲的管理手段,“对学徒工管得很严,甚至于动武。”“我看他像地主一样。”父亲对他的管教也极其严格,“棍棒底下出孝子。”

  “年轻总归有点火气,(他)觉得我不听话。”顾炯为想过自杀。父亲甚至对他说:“本来准备这个企业交给你的,你这么不听话!好,我请外头人!”

  正巧,一个叫董大可的年轻人毛遂自荐。“来卅(上海话,意为“厉害”)得不得了。”顾炯为觉得董很圆滑,“做人也挺能干,事情也能做。”董大可大学未毕业就进了百雀羚。

  “父亲不喜欢跟他不一条心的人,”这个隔阂一直伴随着顾炯为,“(当时)我只管内部的生产,从没有想过要把百雀羚做成什么样子。”回想起来,他神情黯淡地说,“我不是反对父亲,(只是)这个做法我看了不舒服。太古板了!”

  顾炯为并不如他想象的那般了解父亲。与当时的一批实干家一样,顾植民在后来的所作所为都表明他是另有胸怀。他来自底层,苦干熬出了头,他想通过经商实现自己的抱负。

  上海解放后,当地的民族资本家有的选择去台湾继续经商,有的选择从政。有人劝顾植民关掉工厂去台湾另起炉灶。顾植民不愿意。曾经的蒋管区成捆成捆的钞票买油条、上缴黄金兑换一钱不值的“金元券”、发行“亿元”大钞,这些情景让他对台湾不抱希望。也有人劝他去印尼,无奈他语言不通。

  他再一次选择留在上海,“顺势而为”:主动学习国家政策法令,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物资交流活动,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生怕落后。

  1949年8月,上海市人民政府、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执行中央政策,成立了上海市工商联筹委会。顾植民积极加入了工商联。“我知道他在里面是权威。”在顾炯为眼里,父亲的权威代表着“不甘人后”。

  上海工商界订立爱国公约,要求按时交纳税金、不欠税、不漏税、不逃税。顾植民带头在“爱国公约”上签了字。第二年,抗美援朝,顾植民带头表态要捐出百雀羚冷霜。他当即就启动了两班制生产模式,工人轮班倒休,集中生产支持前线。

  “我当然知道百雀羚了!我结婚的时候已经有百雀羚了,没有的话,阿拉(上海话,意为“我”)也不会嫁给你啊。因为阿拉父亲也是老板。”81岁的孙志芳坐在87岁的顾炯为身边“咯咯咯”地笑。

  “我爸爸比较老实,没有他爸爸……”她狡黠地笑,眼睛偷瞄了一眼顾炯为。

  “我爸爸不老实啊?”还未等她说完,顾炯为就不乐意了。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孙志芳立刻改口,“他爸爸能干。”

  “我怕,我年龄还小呢,18岁就结婚了。”那时的孙志芳沉浸在对爱情、对生活的美好期盼中,不曾想过时代的浪潮会将她和她的家推向无以复加的困境。

  “不要怕,不要怕”

  1950年下半年,上海的轻工业日用品市场空前活跃起来。一方面是因为抗美援朝需要大量的军需品,另一方面是1950年秋季开始的土改使得农村购买力增强。不过没多久,一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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